我父亲受到了“75倍电击”

　　加拿大人朱莉·坦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的父亲查尔斯·坦尼曾深受MK-ULTRA计划折磨：先接受相当于常规电击治疗强度75倍的电击来抹去记忆，再被强迫循环听磁带里录下的只言片语来重建新的记忆。实验过后，她的父亲判若两人，整个家庭也支离破碎。

　　1957 年，朱莉的父亲查尔斯接受了艾文·卡梅伦博士为期3个月的“洗脑”治疗。公开资料显示，艾文·卡梅伦拥有英美双重国籍，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艾伦纪念研究所工作，很多“精神控制”实验项目都和他有关，可以算是此类实验的标志性人物。朱莉回忆称，那是一家很小、只有47张床位的医院。她的父亲查尔斯患有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牵扯到下巴的面部疼痛。这很痛苦，医生们只好全天候不间断为病人进行电击治疗。

　　紧接着，医生又说查尔斯患上了心理疾病，便将他送到心理医生那里。虽然查尔斯非常反对，但还是做了他必须做的一切来摆脱痛苦，因为他无法正常工作。他的主治医生正在医院和艾文·卡梅伦博士一起做这个项目，他让查尔斯参加了这个项目。朱莉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对他做什么，但我们知道我父亲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类似的疾病。他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去了几家医院都想摆脱这种痛苦，但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查尔斯被送进医院后，那些医生立即给他注射胰岛素，哪怕他并不是糖尿病患者。查尔斯昏迷了过去，医生称这是助眠治疗的一部分。朱莉说，在她父亲接受心理医生的访谈后，医生会把他说的话的一些片段录下来，然后在他枕头下的磁带上循环播放，这些会在他的脑海里转来转去，基本上是在给他“洗脑”。他们还会给他进行电击治疗，但不是今天的常规电击治疗，而是用一种被称为“佩奇-罗素”的机器，这种机器大约是常规电击治疗强度的 75 倍，可以用来抹去记忆，而刚才提到的磁带则是用不同的记忆信息代替抹去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这太疯狂了，他们说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治疗，但事情的真相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少，主要是一些激素导致的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朱莉称。当被记者问及是如何发现这些事情时，朱莉说，她那时大约5岁，但清楚地记得父亲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我父亲是个非常投入的人，喜欢亲力亲为，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在他回家后，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是谁。”

　　1978年的一天，朱莉一家人正在吃饭，她的母亲看到新闻说有人正在起诉美国中情局，便转身对朱莉的哥哥说：“明天去医院拿你父亲的病例。”朱莉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什么。查尔斯1977年因为中风已经无法沟通，从那以后他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阅读，所以关于父亲的事情从没有被谈论过，即使在朱莉他们发现这件事之后。

　　回想起父亲接受治疗前的生活，朱莉说，他们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父亲总是很忙，他曾尝试在后院建溜冰场，常常会带着他们去街对面公园的溜冰场、游乐园玩。父亲还会为哥哥准备曲棍球比赛和足球联赛的季票。但当他从医院回来时，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回来时非常易怒、暴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仍然找不回记忆”

　　和朱莉一家人有过相同经历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居住在美国的名叫玛丽亚姆·鲁胡拉的女子就是其中一位。她在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我的记忆仍然被压制……这就像是一座心理监狱。”

　　对于《寻找自我》的导演温尼克来说，他或许还有机会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对美国中情局的残酷实验进行控诉。而和鲁胡拉一样受到“精神控制”实验的普通受害者却很少引起他人关注。2010年，一名加拿大学者发文披露了鲁胡拉的遭遇。该学者表示，鲁胡拉曾因“伊朗背景”被特工绑架，是MK-ULTRA计划的受害者，她的记忆力已经出现受损情况。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确切年龄，我住在得州大草原城，离达拉斯大约30分钟车程。”近日，当《环球时报》记者联系到鲁胡拉时，她说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生活，但MK-ULTRA计划给她带来的伤害仍在持续，她的记忆仍然被压制。

　　与前文提到朱莉父亲的经历类似，鲁胡拉对记者表示，自己被强迫听循环播放的磁带录音，实验者希望借此在鲁胡拉脑中强制植入信息，“偶尔我也会‘闪回’，我记得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闪回’是一种对真相的强化，也是对我所做事情的验证。我很幸运在德国找到一位心理医生，我们曾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他也是MK-ULTRA计划的幸存者。他告诉我，一旦记忆开始恢复，我将经历很多生理上的影响。”

　　“他们(实验者)改变了我的心理面貌，这就像生活在别人为你编织的谎言中。”鲁胡拉说，她无法与很多人就MK-ULTRA计划这一话题沟通，因为这些人觉得她“不是在幻想，就是在撒谎”，“这是一座心理监狱”。

　　鲁胡拉说，美国政府声称MK-ULTRA计划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停止，“但那不是真的。除非美国政府真正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则永远不会停止。我仍然不知道我的父母被埋在哪里？我仍然找不回关于我的孩子和自己所受教育的记忆。”

　　维权之路遍布荆棘

　　朱莉的父亲查尔斯在接受实验后受到各种疾病折磨，包括心脏病、中风、血栓和高血压等。而朱莉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工作到去世那一天。

　　在这期间，朱莉从加拿大政府那里收到的补偿只有10万美元，而照顾父亲需要的花费已超过200万美元。朱莉说，自己的家庭虽不是千万富翁，但原本还算宽裕。就在查尔斯去世后，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晚期癌症。母亲撒手人寰后，朱莉家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10万美元有什么用？”朱莉质问道。她说，曾有一个美国中情局临时负责人在得知事情经过时，坚持要求中情局找到所有受害者并给予适当赔偿，并两次强调去做这件事。“但显然，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们从不费心去看那些行为对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

　　种种痛苦的经历让朱莉走上维权之路。2017年，朱莉和一群被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中情局MK-ULTRA计划迫害的人成立“幸存者联盟”来反对政府虐待。据朱莉估计，加入该组织的家庭至少超过500个，“我相信还有更多人没有统计进去”。目前他们正在起诉参与该实验的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麦吉尔健康中心、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作为这起诉讼的主要原告，朱莉认为集体诉讼对包括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内的被告所施加的压力，会比个人诉讼更大。朱莉表示，她相信受害者的实力和人数，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团队曾赢得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和解案。不过朱莉认为，他们的律师团队在接手这个案件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央情报局、医院和麦吉尔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内容。

　　朱莉在起诉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来自加拿大政府，特鲁多总理上任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隐私法案，导致所有人都无法查询任何信息，也无法起诉政府。因此，当人们试图找到医疗记录时，事情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政府能找到成千上万种方法“劝退”他们。

　　朱莉他们也曾去麦吉尔大学做研究，并借此发现了很多信息。但只要他们提及诉讼，麦吉尔大学就把一切藏起来了。“我猜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朱莉表示，自己甚至不知道这样的隐藏是否合法，但无论如何，它都让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但她认为，一旦打开缺口，就需要做个了结，搞清楚这些人到底对你的母亲、父亲做了什么。朱莉说，至少他们还能获得这些信息，但对于一点信息都没有的其他受害者，维权之路会更加困难。

　　同为受害者的鲁胡拉在结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希望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维护他们的权益。鲁胡拉不仅仅希望能通过纪念日的形式让世界铭记受害者在MK-ULTRA计划中受过的苦难，还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让全世界的人关注到他们。鲁胡拉说，这对受害者康复很重要。鲁胡拉希望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成立一个专门的“和解委员会”。她认为，无论是MK-ULTRA计划，还是对美国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都需要“有承认、有道歉、有赔偿，有真正的和解”。